时下常见这种现象，有的群众有事上访，不找主办人，专找“领导”。
当然群众有事找领导，这是无可非议的。近几年有些法院专门设立“院长接待日”，由院长负责接待群众来访，发现案件有问题立即处理，该复查的复查，该撤销原判的撤销原判，该做息诉工作的做息诉工作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，同时也树立了法院依法办事、公正为民的良好形象。然而，凡事都要找领导，这正常吗？
常见电视上或新闻报道中或是现实生活中，多年解决不了的冤案，一旦找到“包青天”，领导拍案而起，立即作出指示，下面的情节大家一定不陌生了，即就是在领导的关注和过问下，冤案得以平反昭雪，真相大白于天下，甚至还有可能扯出几个不大不小的违法乱纪人员来，结局一定是正义得到伸张，人皆拍手称快。
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“人治”而非“法治”的社会，封建主义的人治历史很长。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权思路和现象相当普遍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民众所认同。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把希望寄托于“清官”的出现，习惯了以某种特权来对付另一种特权。一个舞台艺术形象“包青天”身上，凝聚了老百姓对于不畏强权、主持正义的清官的多少美好的期盼和向往。当然，不管在哪朝哪代，“包青天”式的人物应当是当之无愧地受到肯定的。但是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，人们对于“包青天”寄予的希望越大、“包青天”身上的担子越沉重，就越是说明，法治意识与法治的权威尚无立足之地。对于“清官”的向往可以说仍然是“人治”意识的体现。
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常常热衷于塑造一些大受欢迎的清官形象，媒体在报道某些案件的侦破时，也常常特别提到“在某某领导批示与过问”下，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。其实，症结恰恰在这里，为什么有此问题非得经“领导”批示才能得到解决？说明“法”还不能在治理国家与社会、规范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，“法”的权威尚未树立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只有寄希望于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，如找领导，利用领导的权威解决问题。什么时候“清官”意识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化了，人们有了问题，不再心心念念地寄希望于“找领导”，那时，也许可以说明，我们离法治社会的目标不再遥远。
